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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谍战“无间道”下 《反间谍法》为日本人罗织下怎样一张大网？

2022年，因“间谍罪”在牢中渡过四、五年的铃木英司返日写成《中国拘束2279日》一书，公开了当时的判罪书与拘捕经过，所谓“日本间谍”的轮廓渐渐浮上水面。铃木英司认为，不论中方是安排“无间”谍战，还是在中国安插的“秘密警察”，背后目的不过是彻底摧毁过去中日交流的模式，务求切断任何“情报”流通的可能。

而当驻华的日本记者在形形色色的采访中获取“中国情报”，他们就很有可能成为中共下个的“被间谍”目标。在动辄得咎的日本记者眼中，一个又一个被押入牢狱的“日本间谍”，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国安权力无限膨胀的产物，一切的执法举措令记者、中日文化交流者、与日本有联系的中国知识份子都有了风雨欲来的感觉。有时，哪怕是一个小聚会，亦可能被说成泄漏国家机密的“间谍行为”。

据《美国之音》报道，2022年2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党报《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郁玉在北京新侨饭店被捕。与董共进午餐的日本外交官也被带走，一度被拘留。驻中国日本大使垂秀夫即时向中方提抗议，该名外交官才获释放。

传媒人和外交官在用餐时双双被捕——这样的情节对于日本人来说已经是军国主义时期战争前才出现的景象，今日竟在中国发生。

被捕者董郁玉曾在《纽约时报》写时评文章，1989年曾支持天安门民主运动，然后回到党媒的写作岗位；他亦曾在日本庆应大学、北海道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目前董被控“间谍罪”，等候审判。

驻北京多年的日本记者佐藤（化名）向笔者指，在董郁玉案之前，记者与外交官吃饭交流可谓工作上的日常，国安之举无疑颠覆了“外交礼仪”，董郁玉案之后在中国的外媒记者、中国知识份子也成为惊弓之鸟。佐藤更透露，“抓董郁玉的事，连中国外交部也蒙在鼓里，证明国安权力正在提升，此案似乎要斩断日领事与中国社会的一切连结。”

断绝“墙内”传往日本的讯息，除了严控日本记者在国内的活动范围，《反间谍法》也成为共产党斩断中日交流的工具。据NHK4月报道，2014年实施《反间谍法》至今，共17名日本人被控《反间谍法》。据日本防卫研究所委员横山恭三7月的统计，已有11人服役回国，其中1人服役期间病逝（详见表）。目前因“间谍法”和“窃取国家机密罪”在华被囚的日本人，共有4人。

2023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修订后的《反间谍法》，扩大间谍行为的定义，只要传送任何与国家安全与利益有关的资讯，均属触犯《反间谍法》。

3月，日本制药公司Astellas的50岁职员因涉“间谍罪”被捕，他被判12年有期徒刑，11月上诉被驳回。日本外务省亦对日人在中国被抓的事件持续三缄其口，有些连被捕者的职业也没有透露，极为神秘。歪脑记者找到该名被捕的Astellas职员的朋友原智子（化名），原智子指这位朋友在中国广结朋友，亦与驻中国日本领事友好，“他被拘捕之后，震惊中日交流界，跟他曾联系的人，至今都不敢去中国”。

随着中方以“间谍罪”拘捕日人的案件上升，4月日本“安全保障贸易情报中心”（CISTEC）开始向其本国企业提示，中国的“国家安全观”问题，除了外交资讯，与AI、半导体有关的企业要特别提防“中国情报问题”，学术界的论文交流与中共党内资讯的传播亦可能会触犯《反间谍法》。

虽然日方多番提醒在中国的日企要提高警觉，但与日本人有关的间谍案仍没有停止。日媒报道，10月国安在日本的金属商社与中国共同开发稀有金属的公司拘捕两名中国籍员工。在是次事件，虽然没有拘捕日本人，中日“共同开发”企业的员工安危也已亮起警号。

在2016年至2018年是拘捕日本人的高峰期，文化交流者、商人、与中国共同开发的伙伴公司无一幸免。在芸芸“间谍”案中，2017年的“开发温泉”案被捕人数最多，“日本地下探查”与“大连和源温泉开发公司”在山东省与海南省共同开发温泉，2017年“日本地下探查”6名职员被捕，其后4人获释，最终2名负责人被控“间谍罪”，其中一人被判囚15年，是至今因“国家安全”罪判囚最重的日本人。

2018年，伊藤忠商事年约40岁的男职员因犯“间谍罪”被起诉，于2021年2月从广州释放。伊藤忠的社长丹羽宇一郎在2010至2012年曾担任驻华大使，与国企中国中信集团（CITIC）合作，曾自诩为日本“中国最强商社”，但最终也逃不过“间谍罪”。

在中国的日本人为何被捕？在习近平年代，什么是“国家机密”？这统统是令在日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直至2016年被捕、判囚6年的铃木英司于2022年回国开记者招待会，2023年出版《中国拘束2279日》，公开监禁经过、判罪书与监禁期间见过的人。“间谍罪”的秘密档案才一一揭盅。

铃木英司是中日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同时曾是中日协会理事，前众议院调查局特别调查员。他强调自己是中日往返超过200次的“中国通”，但他怎也料不到六十大寿是在北京狱中度过的。自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中日友好团体雨后春笋发展，而共青团精英如胡锦涛、李克强一辈亦在这个时期访日，铃木英司也正好在这个年代成长。

铃木英司在《中国拘束2279日》透露，2017年被国安“监视住所”7个月。书中公开判罪书，国安指控铃木英司在2010至2016年期间，长期收集中国情报，并仔细说出他的“犯案”日期及地点。国安指，铃木英司于2013年12月4日在北京朝阳区一间餐厅，与前驻日中国大使馆公使级参事官汤本渊用餐，期间取得中国政界人士的动向、钓鱼台识别圈与中日外交政策的情报，违反《反间谍法》，2019年被中国判囚6年。判罪书更直接指出，铃木英司是受聘于日本关东公安调查局。

对于判罪书的指控，铃木英司全盘否认。铃木称，当时席间与汤本渊闲聊的是朝鲜朋友的近况，亦没有受雇于日本公安调查局。铃木英司还说，汤本渊在北京经常跟他、日本新闻界进餐交流，内容并无判罪书所说的“国家机密”。

《中国拘束2279日》被日媒引述最多是其中铃木英司被捕后与汤本渊的情节。书中透露，完成第一次审讯，铃木英司从法庭押回监禁途中，在囚车上与汤本渊相遇。铃木英司形容，曾经是外交要员的汤本渊已成阶下囚，他的囚犯号码比铃木英司排得更前，因此估计汤本渊早于2016年已被捕。如此“巧合”的相遇，汤本渊用日语向他道出惊人的讯息：“日本の公安调査庁の中にはね、大物のスパイがいますよ。（在日本的“公安调查厅”里面，有很重要的间谍存在）！”汤本渊亦传话，中国的“秘密警察”很大权力，希望铃木英司回国后要将讯息传出去。

日本的“公安调查厅”是独立于警察部的专门调查恐怖袭击与黑社会部门。《中国拘束2279日》一书说出一个日本战后甚少为人所知的传言：“中国间谍”已混入保护日本国家安全的“公安调查厅”，此人更可能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这个消息震惊日本政坛。

书中最后一章，铃木英司总结被捕的日人的特征。其一，曾与“公安调查厅”、内阁情报调查局交流情报的日人；其二，与中国外交部、中央对外连络部（简称：中连部）、或与共青团有密切交流的中日交流人士。铃木英司估计，习近平将2015年定为“中国安全年”，其后开始截断中日交流，特别是断绝“团派”在日本的人脉。

在日本政坛、新闻界，普遍认为垂秀夫成为中国大使是个“意外”，佐藤却分析前日本首相菅义伟故意派这位“对中国警戒的人”做中国大使，就是回敬习近平的“战狼外交”。

垂秀夫之前7年的日本驻华大使均由曾在中国留学的“中国派（China School）”担任，曾在中国留学的垂秀夫也是其中一员。垂秀夫在中国的言行一直惹火，2005年担任外交干部的垂秀夫已努力在中国建立关系，这位“中国派”精英已惹起中国政府的关注；2008年担任外务省中国、蒙古的课长时，罕有地被《环保时报》点名批评日本政府为何升任一个“间谍”做课长；约十年前，垂秀夫从中国突然返日，一度惹来在中国有可能“被捕”的揣测。

佐藤驻北京多年，在他眼中，垂秀夫早已被国安盯上：“在他们眼中，垂秀夫是‘日本间谍之父’”。佐藤指，垂秀夫上任以来，凡跟他有关系的人物，不论是中国人或日本人，也都是国安的目标。歪脑记者访问到接近垂秀夫的朋友二阶堂（化名），他说中日复交之后，日本“中国帮”精英寄望中国有一天会拥有民主，因此在中国社会广结民间知识份子，透过非正式的官方交流，渐渐改变中国。这种“非官僚层面”的外交策略是“中国帮”一贯的做法，而垂大使正正是运用这种外交手腕的人。二阶堂更说，垂秀夫年轻时已在中国广交知识份子，亦不介意与“维权人士”接触——他在中国的行为早已越过中共的“红线”。

2023年10月24日，日本正式宣布由驻印尼大使金杉宪治接替垂秀夫当日本驻华大使。据日本外务省资料，金杉宪治于2014年曾任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主理亚洲与大西洋国家，他当时的上司外交大臣正是今日的首相岸田文雄。日媒一般分析，岸田文雄撤换垂秀夫，是希望改善中日关系，另一方面想办法营救4名因犯“间谍法”在囚的日本。

综合“铃木英司案”披露的内容、驻中国日本记者与接近垂大使的朋友所提供的资料，若日方“外交部”、“公安调查厅”、“内阁情报调查局”、“中日友好团体”与中方的“中央对外连络部（简称：中连部）”、“团派”精英有所牵连，均有可能成为“中国间谍”。

铃木英司亦曾分析中国对于“间谍”行为的定义，他说一般分为“极密”、“机密”、“秘密”与“情报”（中文一般译作“资讯”）4个等级，铃木英司与外交官谈及有关“朝鲜”的资讯，虽然只是“情报”，在今日中国共产党的定义中，一样会被视为间谍。

新闻一样会被视中国向外国传送的“情报”，佐藤认为刚修订的《反间谍法》已成为架在记者颈上的刀，他在北京留意到“国安”的权力已凌架于其他部门，“间谍”的定义可以随意挪移的，董郁玉被捕事件已证明记者在中国的一言一行，跟谁吃饭也要分外小心，只要一天在中国，都有可能会被盯上。

往日，驻中国的日媒记者一向“进取”，习惯在中共的核心范围获得第一手资料。佐藤认为《反间谍法》确令日本记者感到害怕，而且习近平上台以来对日本签证看得紧，短期采访只获发3个月，还要跟国安“喝茶”。佐藤预言，驻中国的外媒记者将会是外交官之后的“绝缘体”，成为置身墙内的“墙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