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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专访杨力州《爱别离苦》：}
这群女性的渺小，是如此巨大

《爱别离苦》大概就是在这个机缘下发生的。彼时，当他正决定要全心地拍，一个朋友和他说：“我认识一群年轻人，在重新整理一条菜市场。”听到菜市场三个字，他当下就被诱惑，“对我而言，菜市场是台湾社会最生猛的力量，后来又听说这是一条没有名字的街道，只是两栋大楼之间的一个夹缝。我整个‘啪’，被打到了，是很大的召唤。”他说，或许是生长在台湾，这座身在夹缝中、某种程度上不被承认名字的岛，“没有名字”这个状态，自然而然地吸引他。

那是位于桃园龙潭的“菱潭街”，当然，在 Google Maps 上找不到这条街。杨力州首先与菱潭街兴创基地执行长张智宇接触，听说了许多关于这条街的故事，包括它曾是买卖各式蔬果、杀鸡杀鸭的活络市场，却因为超市兴起、强制实施人道电宰等原因没落了下来，好一段时间沦为社区的阴暗角落，吸毒者群聚、常见针头散落。当地年轻人于是从 2015 年左右发起地方创生，以龙潭古称“菱潭”命名之，希望赋予这里全新的生命。

整条菱潭街不超过一百公尺，经过改造后干净明亮，各式小店在此开门营业，奇异生长、姿态各异，唯一的相同点是生意都很差。

杨力州来到这里，不带任何预设，四处聊天、闲晃。身为男性，他理所当然地以此性别之便，先接触了许多男性，其实也拍了不少。但过程中，他总隐约感觉，这条街里的女性故事，正等著他去发掘。最终，一位在独立书店里替女儿顾店的妈妈，某天突然抬头问了他一句话，终于让杨力州不忍了，《爱别离苦》到此完全转向，成为我们在院线看见的，六个女人的故事。

稍微熟悉台湾政党政治版图的人会知道，桃园龙潭一向是“深蓝区”，国民党的铁票仓。然而，这间独立书店却有彩虹旗、台独旗飘扬，店内陈列的不是与性／别相关，就是台湾意识的书籍，“姑且先不论勇气，那种态度的展现是非常迷人的，我们就想要往这边拍。”书店的经营者，是一对女同志情侣，因为小店不赚钱，两人都有各自的工作，顾店常由妈妈帮忙。

“所以这位妈妈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很重要的打屁聊天对象，我们变得很熟，知道在拍摄，她还会（害羞地）打我那种。有一天，她就突然迸出一句话，‘导演，你会不会觉得我女儿不正常？’”杨力州当下非常震撼，摄影师也立刻敏锐地将机器举起来拍摄。

从纪录这位母亲与同志女儿开始，他开启了与其他女性的接触：戴著夸张假睫毛、身穿黑皮衣、用嘴角叼烟，自述曾在年轻时遭性侵的淇姐；生在极度重男轻女家庭，无法与男性同桌吃饭、被长辈认为是“老鼠”的 Momo；早婚生子，在离婚官司上居于弱势，而被迫与儿子分隔两地的佩佩⋯⋯

渐渐地，即使再不愿意，杨力州必须承认，在看似进步的当代，性别枷锁仍然存在，且这些女人不会是特例。

他回忆，《爱别离苦》在金马影展放映时，前任立委、人权律师尤美女在观影过后特别给了他反馈，“她说：‘杨导，你知道吗？你影片里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从事妇女运动四十年来的所有命题。’这对我来说是至高无上的形容，但却不是我的刻意为之。”他其实从没想过，自己能在这一条不到一百公尺的街道上，因为纪录了六个女人，触及多个妇运史上的重要主张。

“很难相信这四、五十年，台湾妇女遇到的困境都在这条街上。如果她们每个人身上都各自代表一个体现，我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我们还是让这些事情存在？1987 年台湾解严，那是制度解严，但我一直认为很多人心里没有解严，包括对威权的恐惧与服从，对男女性别的看法等等，都还没有实质解严。”杨力州如是说。

尤美女在电话中对歪脑补充了她的想法。这部电影，她已看了两遍，每位女性的故事都记的清清楚楚，“像 Momo，她受到传统婚姻家庭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所苦，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修正的《民法亲属篇》；佩佩离婚后难以行使的子女探视权，也是我们推动《家事事件法》修法的理由之一；淇姐说出小时候遭到长辈性侵的故事，能回应许多人常检讨受害者‘为什么不反抗、不说出来？’的困境。另外，女同志伴侣则是我们同婚运动一路走来的缩影。”她提及，如回溯至吕秀莲提出新女性主义的时期，台湾妇运正好已满五十年。这些日子来，在众人的努力下，在法律及制度上已有长足改善，但观念上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我们现在会看见很多反挫，许多男人因为既得利益被削弱而感到不舒服，有一些厌女的反应。整体社会的进步，还需要不断地反省、反思与沟通。”她认为，透过《爱别离苦》这样忠实地呈现，不假过多的诠释或评断，也许能让观众更容易在这些故事中，看见自己或身旁的人的影子，进而创造改变的涟漪。

《爱别离苦》打着“杨力州最女人的纪录片”作为宣传，或许是认为观众对于他较为阳刚的纪录片《奇迹的夏天》、《征服北极》等有印象。但事实上，他最早曾在千禧年初，与当时还是女友的老婆朱诗倩一起合拍《飘浪之女》、《新宿驿，东口以东》等，关注跨国移动的女性生活，以及日本歌舞伎町中的妈妈桑、小姐们。在他 2014 年出版的书籍中，有一段自白：

这段描述中，我们能发现杨力州对女性的关注起源，其实早在 2000 年左右便开始。然而，眼前的他却说，其实性别这个命题之于他仍是陌生的，有个东西，他放得比性别更前面。“我拍《红盒子》的时候，表面上是布袋戏老师傅的纪录片，但事实上是对于父亲的探索；同样的，《爱别离苦》是社区里的女性故事，可是对我而言，是对于母亲的探索。”杨力州对原生家庭有恒常的困惑，那听起来是典型的传统华人家庭：父亲为主，母亲为副，父母与子女之间鲜少情感交流。

“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其实没有多巨大的冲突，但是我们真的是，相敬如冰，很冷的冰。我很心疼我的母亲，她是非常微弱的存在，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的朋友，少数的朋友就是我父亲的朋友。她也没有自己的追求，对她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我父亲、我、我弟弟这三位男性。”对杨力州来说，他当然知道这与性别有关，但更直觉的是对母亲的处境感到难受。他曾经想怪罪父亲，怪罪自己或弟弟——是不是我们对母亲的牵绊，才造成她如此渺小？

他的矛盾没有解答，但拍完《爱别离苦》后，他有些释怀。“那一点点释怀是，我母亲作为一个微小的存在，之于我却是非常巨大的。我非常在意她，超越在意我的父亲。”他想，母亲之于他是如此，那么菱潭街的女性之于社会是否亦然？“这群女性在菱潭街，生意烂透了，她们在社会上也是如此微弱的存在，可是如果有一部纪录片，把她们的某些精神、毅力、态度高高举起，让更多人看见，这对我而言会是比性别更前面的事情。”他想把母亲高高举起，想把这群女性高高举起，让观众看见，这些微弱之中也有光，有辗不碎的灵魂，渺小却坚毅地存在着。

拍纪录片三十年，易感的杨力州其实早已背负太多。他像一张滤网，不断地让一个个议题、一个个生命故事穿越他，每次穿越，都留下难以排解的残渣。

他并不比一般人更能处理这些，“我没办法处理，就是接受。我也爆炸过，甚至告诉自己不要再拍纪录片了。”长长的拍片历程里，他曾面临身心状况，求助过医生、咨商师，“因为让别人的人生不停堆叠在我们的肩膀上，本身就不是一件对的事情。有些人很厉害，可以慢慢把它们卸下来，但我卸得比较慢，东西越堆越多。我没有解套的办法，所以有一天，我一定会不拍纪录片。”那一天是哪一天？谁都说不准，但在真正超载之前，他还想继续。

“并不是这件事带给我多大的成就感，而是拍纪录片让我觉得，我有机会改变世界。这是我做纪录片很大的动力，如果没有这个，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了。”改变世界，像极了热血青春漫画的台词，乍听之下非常天真，但杨力州说，其实他的“世界”不大，甚至可能小到令人失望。

他的世界是，当一位素未谋面的南投花农告诉他，因为看了《被遗忘的时光》，终于知道什么是失智症，那些老人并不是“老番颠”、“痟的”。他的世界是，《青春啦啦队》里其中一位阿嬷紧紧抓着他的手，说她一辈子都以为自己只是个平凡的欧巴桑，可她现在却感受到自己是不平凡的。

“对我而言，那个世界就是这样而已，一个一个世界就是那么小。”为了改变这些小小的世界，他还想再努力一下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也许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有一些任务，我觉得，拿起镜头是我的任务。用我的能力去说这一个一个真实的，看似遥远却重要的故事，是我的任务。我只能这样告诉自己，这样才能走下去。”杨力州其实也只是个平凡人，但如同他深信每个平凡人都有不凡之处那样，他也在用纪录片，用说故事，创造自己不平凡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