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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大的起点,回望“改革开放”40年我们生活的得与失
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中国经济处于低谷之中,“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巨变,生活水平迅速提升;与世界的沟通,也让中国人看到了不同的观点与思潮;在这一时期,文艺创作领域也爆发式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水平,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而曾经社会的开放程度与人民的追求,也令人感慨。对比当下,当今我们物质上习以为常的事物,当时看似遥不可及;而当时人们日常,现在却不复存在。得失之间,“改革开放”成了时代的回忆。
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中共元老宋平引述习近平在2017年改革开放40周年时的讲话,表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及进步的必由之路,亦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被一些评论分析认为是在公开喊话,表示对改革开放路线是否会被继续坚持的担忧。自此,改革开放是否走向终结这一猜测,不时被各界讨论。风传媒的评论文章认为,2017年以来执政路线转趋保守,鲜少提及“改革开放”,改而强调“共同富裕”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概念,释放一定讯号;《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二撰文表示,宋平是为了向中共高层传达“应坚守改革开放”的看法。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召开,“改革开放终结”的那只靴子是否落下,或许终会揭晓。
温州在1980年12月正式出现了第一家“合法个体户”。在此之前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大量未注册的小生意早已涌现,开始出现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农民有渠道得到现金,改善生活。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不少人因为私自贩卖物品,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或被判“投机倒把”的罪名,甚至有人因此罪面临死刑。
1980年5月,安徽合肥市街头的私人早点摊。(AFP / FRANCIS DERON)
1980年5月,安徽合肥市街头的私人早点摊。(AFP / FRANCIS DERON)
1978年10月,邓小平(前左)访问日本期间会见松下幸之助(前右)。(网络图片)
1978年10月,邓小平(前左)访问日本期间会见松下幸之助(前右)。(网络图片)
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署,中日正式进入“蜜月期”。1979年6月,松下幸之助访问中国,并在之后的几年内多次到访,松下成为第一家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1987年,松下与中国本土企业合资,成立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投资规模达到248亿日元,是当时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
转眼至今,今年7月有调查机构报告指,日本企业正在“去中国化”,进驻中国大陆的日本企业的数量创过去10 年来新低,其中尤以上海减少的数最多。2022年,松下将关闭在上海的电池工厂,并转战东南亚。这家成立于1993年的公司这是松下在中国最后剩下的的投资项目。
40多年后,松下与中国缘分已尽。
1981年,北京市,北海公园附近的大型广告牌。 (AP / Liu Heung Shing)
1981年,北京市,北海公园附近的大型广告牌。 (AP / Liu Heung Shing)
随着“改革开放”,商业开始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多彩的商业广告牌取代了曾经的政治口号宣传板,成为街头风景的一部分。
2019年9月27日,北京,闹市区街头的巨幅宣传标语。 (AP / Ng Han Guan)
2019年9月27日,北京,闹市区街头的巨幅宣传标语。 (AP / Ng Han Guan)
近年来,中国全国各地,“党建”内容的宣传标语重新占据了公共视野,出现在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作家余汝信接受媒体采访,形容这是一次“意识形态回潮”的迹象,表达了对此的担忧。
广东省成为中国最早因“改革开放”而发展的地区,许多新事物也最先于广东登陆中国。曾经代表生活品质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风光不再,人们开始追求更多样的生活方式。
可口可乐早在1927年就进入中华民国治下的中国,并在1949年随着美国大使馆的撤离而离开中国市场。1978年,可口可乐与中粮签订协议,向中国供应可口可乐并计划在中国设厂灌装销售。人们开始逐渐熟悉这种“中药味”的气泡饮品。
1991年3月14日,广东省广州市火车站,大量“农民工”在排队等待工作机会。(AFP / MICHEL PORRO)
1991年3月14日,广东省广州市火车站,大量“农民工”在排队等待工作机会。(AFP / MICHEL PORRO)
1984年,深圳率先取消“粮食凭证供应制度”,随后几年中全国各地开始实施“粮食购销同价改革”,票证时代一去不返;1985年,居民身份证制度开始实施,出门需要“介绍信”也称为历史。届时,中国的农民在一些限制之下可以“自由流动”,进入城市寻找机会。虽然他们在当时依旧被称作“盲流”(盲目流动人员),但乡镇村的青年人开始涌入城市,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动力,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2017年12月,北京大兴,北京政府拆除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聚居区域。(网络图片)
2017年12月,北京大兴,北京政府拆除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聚居区域。(网络图片)
在这次名为“清理低端人口”的运动中,成千上万人在寒冬中被连夜赶出住所,流离失所。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这次行动与习近平在开始第二个任期开始时提出的“共同富裕”的口号相悖,追问为何要用这样残酷的手法对待农民工。
而2022年,在新冠疫情冲击和极端防疫措施下,全国各地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量民营企业关停。有媒体报道,众多务工人员没有出路只能选择回乡,形成了一次“逆城市化”进程,一些不愿回乡又没有工作的务工者无奈只能流落街头。
1995年6月13日,北京,俄罗斯外贸商人搭乘运送货物的三轮车。(AFP / Yoshikazu TSUNO)
1995年6月13日,北京,俄罗斯外贸商人搭乘运送货物的三轮车。(AFP / Yoshikazu TSUNO)
90年代,大小外商,甚至“倒爷”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各个主要城市,外国人不再稀奇。中国作为巨大的市场和劳动力源头,开始被全世界的商人所重视。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这两个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形成。中国人开始具备投资意识,股票市场一度异常火热。
上证指数在2007年初达到3000点,并一路飙升达到接近6000点,而随后则被2008年的股灾打回原形。之后十几年,中国股市一直挣扎起伏,上证指数在2022年10月11日再次跌破3000点,与2007年持平。
1979年,北京,聚集在“西单民主墙”前阅读的北京市民。 (AP Photo)
1979年,北京,聚集在“西单民主墙”前阅读的北京市民。 (AP Photo)
1978年,位于现今西单文化广场附近的一道灰色矮墙开始被北京市民称为“西单民主墙”,每天有大量市民前来阅读和发表关于“清算文革”和“追求民主”等观点和主张。同一时间,在北京大学院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民主墙”,大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经历了几十年时间的政治压抑后,中国人开始如饥似渴地参与政治,并以海报和传单,甚至“非官方出版物”的形式传播。这些“民主墙”随后被官方取缔。
这样的风景与当下形成对比。学者吴强认为,公民社会,从言论到群体到公民社会本身,在过去十年都经历了趋向消亡的过程。
在八九学运全程,大量外国记者身在现场,报道这次运动。此后,媒体尤其是外国媒体,遭到更加严格的管制。据无国界记者2022年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名第175位,位居世界倒数第六。
1995年2月3日,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微软广告牌。(AFP / Robyn BECK)
1995年2月3日,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微软广告牌。(AFP / Robyn BECK)
微软在1992年进入中国,设立北京代表处;1994年3月,中国获准加入互联网;1995年,中国开始出现第一代网民。中国正式开始走入互联网时代。
2010年1月15日,北京,一名中国员工抵达谷歌中国总部大楼。 (AP / Vincent Thian)
2010年1月15日,北京,一名中国员工抵达谷歌中国总部大楼。 (AP / Vincent Thian)
1998年,中国官方为了防止网民访问部分网站,开始对一些IP和DNS进行污染,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The Great Fire Wall)开始形成;中国在2009年开始封禁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至今仍未解封;2010年,谷歌(Google)退出中国,媒体分析指出,谷歌与中国官方对于言论审查的要求无法达成一致,被迫退出中国市场;随后几年,网民对VPN的使用逐渐成为非法;如今,媒体揭露,大量网络审查员随时审查网民言论,中国的网络审查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
在“改革开放”之前,虽然“打倒美帝国主义”是常用口号,但国内关于美国的资讯较少。80年代,美国流行文化迅速涌入中国,席卷了一代年轻人的青春岁月,“霹雳舞”,“喇叭裤”等元素成了新潮的标志。
电影《红高粱》拍摄期间,巩俐,莫言,姜文和张艺谋的合影。(网络图片)
电影《红高粱》拍摄期间,巩俐,莫言,姜文和张艺谋的合影。(网络图片)
《红高粱》作为中国电影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向世界展现了历史上的中国,和充满野性与生命力的人民。随后几年,大量反映中国历史或现今生活的电影开始涌现,例如《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等等。
2022年上映的电影《隐入尘烟》剧照。(网络图片)
2022年上映的电影《隐入尘烟》剧照。(网络图片)
作为反映中国西北农村生活的小制作电影,《隐入尘烟》在上映后迅速突破亿元票房,随后被中国官方全线下线。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指,该剧被下架,一是因为二十大前要清理负面舆论,二是因为该片与官方宣传的已经消灭贫困有冲突。
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颁发《电影管理条例》,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开始升级;发展至今,媒体引述电影行业人士指,中国的电影从立项、开拍、送审再到获发电影公映许可证需要经过层层关卡,审查制度神秘而严苛。
2002年7月4日,广东省广州市,李扬老师在“疯狂英语”公开课上指导 4000 名学生说英语。(REUTERS)
2002年7月4日,广东省广州市,李扬老师在“疯狂英语”公开课上指导 4000 名学生说英语。(REUTERS)
李阳在1989年发明“疯狂英语”,并在90年代成为现象级教学机构,吸引了大量年轻学生参与。1993年,俞敏洪在北京成立了北京新东方学校,最早专营大学生出国英语考试(托福、GRE等)培训,也一度爆火。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世界迅速接轨,大量青年抱着对世界的好奇,投入英语学习,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的同时成就了这些商业奇迹。
2021年,中小学“双减”政策席卷,被形容为中国教培行业的团灭,可能造成3000万从业者失业,;而与此同时,取消中小学生英语主课地位的政策,也逐渐在上海等试点开始实施。
2001年11月11日,广东省广州市,一名男子在街道上阅读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报纸。在前一日,中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 WTO 会议上正式被批准加入 WTO。(AFP / Peter PARKS)
2001年11月11日,广东省广州市,一名男子在街道上阅读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报纸。在前一日,中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 WTO 会议上正式被批准加入 WTO。(AFP / Peter PARKS)
在加入WTO后,中国开始了世界瞩目的高速发展阶段。在制造业和外贸的带动下,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在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加入WTO二十年,其是否履行了入世的承诺也成为争议。中国商务部在去年对外表示,中方已完全履行当时承诺;而在今年2月,美国贸易办公室发布报告,认为中方未履行入世时的承诺。
在如今“动态清零”政策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并警告全球工业产品的流动可能会受到干扰,有媒体称,二十大之前,中国已经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
在飞速变化的数十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会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