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参与社运的我，从排斥到重新拥抱“中国留学生”身份

很多左翼/进步主义圈的人最近在讨论，为什么这一次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冲突能引起美国社会线上线下，尤其线下这么多人广泛关注、上街游行，声援巴勒斯坦。我自身的政治启蒙，说来也巧，正是从八年前在美国读高中时了解“巴以冲突”开始的。

虽然本文聚焦于我个人经历，但我的思想观念转变无不与时代背景下大大小小的社会事件交织。我对“中国留学生”身份的重拾，也是经历对国家主义的unlearn（放下）和deconstruct（解构）。这个身份就像社会运动的各类口号一样，它承载的是种聚光灯作用——不仅强调这个群体因这身份而经受的经历，同时作为光源吸引更多人靠近、产生连结 。

我出生成长于浙江。直到2012年，在国内读完高二后，转学到西雅图一所私立高中。

因西雅图的多元人口结构，特别是大量的亚裔社群，我在西雅图读高中这两年，未因这个身份有过不友好经历，因此也没对亚裔或华裔身份有太多思考。居住在这种社会氛围较自由派（liberal）、人口多元、亚裔多的城市的朋友会有同感，生活中(至少在新冠疫情之前)很少遇到直接的种族歧视经历，更多是交谈里偶有microaggression（微歧视）。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高中参加的一个课外项目。这也是学校的明星项目，我们要用一年深度学习了解“巴以冲突”。在上一个学期课后，会在冬日十天假期飞到巴以地区，和当地形形色色的人交流。我是项目中唯一的国际生，因这个项目，和学校不同年级学生有了更加深入的对话。

这让当时的我理解了那个问我西藏问题的学妹。她略带“指责/冒犯”地提问“中国问题”，就像只从美国主流媒体了解“巴以冲突”的我一样。那是当时的我了解到的关于这个地区的全部，我就以为这是在巴以生活的人的全部。在美国长大、搬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分享的故事，和至今仍住在巴勒斯坦境内难民营一个大哥哥分享的人生经历，两者都是亲身经历的事实。若非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就感觉好像他们中只能有一个版本是真的，冲突里好像只容得下一个受害者，另一方必须是对立的“作俑者”。这个项目，让我发觉到双方都可以是受害者，也可以同时是伤害他人的“作俑者”。

这次行程让我体会到事情的多面性，让我开始主动搜索关于西藏、台湾等所有让我觉得“冒犯”的中国议题，不禁反思：我是不是也只知道单一的叙述？

当然有这些领悟时，我还在读高中，当时国家、执政党、人民这些概念对我来说还是揉杂在一起的，我对亚裔同学“非中国认同”的失落，对中国问题的否认与辩驳，都是在我融合和内化了这些概念的体现。从小在国内的教育如此，国内外媒体“中国=CCP=中国人”不加区分的报道模式，不仅影响本国人，也影响到本国人看待他人的模式。而逐步区别这些概念——把身份认同脱离出对政体和制度的批判，去关注国家暴力系统加在少数群体的压迫，去进一步反思国家主义——也是我后续在大学期间不断学会的。而这不仅是中国人独有的经历，几乎所有现代国家的成立，都建立在个人与“想象的共同体”的捆绑上。

高中这些有趣的人文课程，让我决定大学要申请小班授课、注重博雅教育的文理学校。我到了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镇的文理学院。在这里我才经历了美国的文化冲击，或曰有了reality check。

这里的学生多是白人，多来自纽约大都会地区。每天在学校，无时无刻我都感到我的亚裔身份在突出（popping）。学校的有色人种、国际生本就不多，加上我的科目多为人文学科，课堂上很难遇到国际生。上过好几节课，除了白人就是剩下我。在这样直接、潜移默化的“白人凝视”下，作为有色人种学生，越会想证明自己——向身边同学、向白人价值观为主的主流社会证明自己。

大学前三年，我自我介绍开头一直是“I am from China, but I went to high school in Seattle/我来自中国，但是我是在西雅图念的高中”。

注意连接词，but/但是。我的潜意识在说：虽然我来自中国，但和你们眼里刚来的典型中国留学生不一样，我是在西雅图上高中的。我是和你们一样，接受了美国liberal教育的学生。我是你们的一员。

我试图突出我的“美国性（Americaness）”，通过收拢我的“中国性”来证明自己，试图以此融入这个集体。 

但我对“中国留学生”身份认同的低谷，是在我大三，特朗普当选期间。那时我喜欢逛知乎，让我惊讶的是，当时我知乎首页和微信的留学生好友，多在表态支持特朗普，而且透露着一种“支持特朗普使我们站得高看得远”的自恃。特别知乎的所谓分析文，看得你“一愣一愣的”。

比起选前挺特朗普，更让我难忘的，是一些中国留学生对特朗普当选后教授和学生的忧虑沮丧冷嘲热讽。他们觉得自己才是这次选举后，因美国，特别在大学校园中，政治正确”而被“闭麦”的少数群体。因为他们观点不同，就不敢在课上发言。

选举出结果次日，我的美国社交媒体满屏都是自述或转发无证移民和穆斯林朋友不安、恐惧的帖子。那时我没哭；刷完英文内容，我点开知乎和朋友圈，哭崩了。2016年11月9号早晨，我气得发抖，大哭。

我无法理解一些人为什么可以拒绝相信身边人经历的情绪，并冠以“ 玻璃心”头衔。身为中国留学生，我当时觉得好丢脸。

这是我决定投身于更多公共性的转折点。我在脸书中第一次发表了政治言论，也正式与知乎割席，卸载了这个软件——这成了我决定与主流中国留学生群体少认真交流社会议题的转折点。

但同时，在白人主导的学校和小镇生活，你很难忽视自己的非白人身份；或者说，这个高度种族化（白人至上主义）的美国社会，是不会让你遗忘你的非白人身份。身在文理学校，又主修人文课程，我从黑人、女性、穆斯林、原住民、工人阶级在这个国家的抗争中，逐步学会批判性解读社会问题。我一直把自己归类于亚裔，用美国本土有色人种的反抗视角解读社会，来解构自己内化了的“白人凝视”。

但，作为在美国的有色人种，东亚人身份无法传递、分享我对中国的牵挂，也无法解释中国话题加之我身上的沉重。虽说重新拥抱“中国留学生”身份没有某个转折点，但在重拾这个身份的过程中，这个发现对我而言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促进效果。

首先，此前的割席可能是一种对于自我而言，最短平快的粗暴解决方式。但对问题本身，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甚至是在无视问题。我大学期间对“中国留学生”身份的割席，并没有影响和改变中国主流留学生的价值观；也并没有因为我的割席，他者就不把我当作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我自己本身的政治醒悟，也是从一名“主流”中国留学生慢慢转变过来的。

当你能看清事件背后的系统问题，就很难再去苛责大众，因为这些都是系统问题的外露呈现方式。

其次，我出生在中国，在这个国家生活长大，亲戚朋友也在中国，很难不关注这片土地上的事。我在校园中，在美国作为有色人种参与当地社会运动过程中，很自然地类推，思考同样的、类似的问题在中国的现状如何；美国移民问题让我思考国内流动人口和户口制度，女权主义的学习让我关注国内的性别歧视和暴力； 作为美国少数群体的亚裔，也让我意识到作为汉族，在国内文化习俗和语言上我享有的相对特权。

最后，单纯的华裔/亚裔身份，无法承载作为中国留学生在社会中一直以“中国发言人”的身份被提问、被各种冒犯，回答各种甚至是歧视性的“中国问题”；这个身份也不能囊括“身在美国、同时作为中国人关注国内社会议题”常感受到的撕裂和无力感；更不用说，作为有进步想法、亲身参与美国线下社会运动的人，“留学生”和“中国人”身份带来的两国权力机构的监视与束缚。

因此，某种程度上，不是“中国留学生”这个群体身份需要我为之去污名化、丰富其多元化，而是我需要“中国留学生”这个身份，来讲述自己处于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政治中的故事。

伴随、帮助我重拾“中国留学生”身份认同的，很大一部分是我对两国国内社会事件持续的关注和行动。但时常让我感到身体的“被迫撕裂”：你可以从理论上理解很多议题背后的同根同理，如劳工、阶级、性别问题，但它们在不同社会环境的具体呈现方式又非常不同。于是经常地，在我参加、组织的活动里，和朋友们一起探讨怎么建立跨国连结和团结，怎么让大家看到诸多社会问题背后的连接和相互依赖。 

作为进步主义行动派关注当地社会议题已属少数，而身在美国还关注另一国家的社会问题，更是吃力不讨好。特别中美本地环境都不断民粹化，双方都在要求加入社会讨论前，出示“爱国”入场券。

很多留学生感同身受的是，特朗普执政期间，特别新冠疫情以来，留学生既是两国博弈筹码，又成了冲突的炮灰。双方政府都指控“间谍罪”，出国留学仿佛成了原罪。官方态度如此，两国内部的经济危机、扩大的贫富差距，也导致中国留学生在两地都成了不受同情的群体，在中国，是仇富心理理解的“富二代出国镀金”，疫情期间回国也被指责“千里投毒”；在美国，是新冠疫情的源头（某些人所说的“China virus”）和知识产权偷盗者。

如果你还是这里头的进步主义者，那就是罪上加罪，是更被边缘化的群体。因为进步主义不分国界的批判言论和行动，在两地都是逆主流文化的。

去年夏天如火如荼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我和一群中国留学生也参与其中。我们的中英文活动海报和照片分享在国内外的社交媒体后，收到了各方谩骂。在微博上，我们是被“西方民主”洗脑的“黄左”；在美国保守主义人士眼里，我们是共产党派来干扰乱美国社会的。这些言论让我们哭笑不得，不禁开玩笑：“所以我们到底是为谁工作？。”

我认为，需要你证明忠诚度的主流文化和社会，是居高临下的，排他的，不拥抱多元文化的。这需要我们警惕和反思，来打破它的。所以被约稿看到“留学生是否能融入美国社会”这个问题时，我半开玩笑地答道，留学生“融入”美国最好的方式，是和有色人群一起解构美国这个“需要非白人融入”的主流社会。

很多留学生，因为自疫情以来针对亚裔的仇恨和暴力，也参与了所在地的反亚裔仇恨游行。但常觉得作为亚洲人/中国人，并没有被包括在亚裔美国人的口号和诉求里，这其实是白人至上国家主义的呈现。美国本身就是全球化产物，是由无数前非美国籍人和现在的非美国籍人组成的。但美国的其他少数族裔需要活得像白人，抹去原本文化和语言，来证明自己“美国性”，才有发言入场券。让非美国国籍人沉默的最有效方式，就是一句“你不是美国人”。与老一辈亚裔美国人主张融入、证明自己“美国性”不同的是，这代年轻的进步主义亚裔们不仅不买“美国性”的帐，并且积极与其他有色人种合作，去dismantle white supremacy（拆卸白人至上主义 ），拆卸这个排他的、不公平的系统根源。

这个日益连结、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无法再照传统“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了。新冠疫情就是非常好的例子。我们需要跨地区的支持和解决模式。

我逐渐意识到，我的存在，我的日常，我与两地朋友的交流，就是一个跨国团结。我同时被中国影响，被美国影响，身处这个夹缝之中被影响着，被身处这个交汇处影响。这些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经历。

我的存在就是跨国的，是对单一身份认同文化的直接反抗。然后我们，这些被不同主体排斥的他者，在这个日益关起门来、多数国家走向民粹化的世界里，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因为我们的反抗是，也必须是跨国的。像新自由主义把各地供应链串联，一起为跨国资本家服务一样，国际进步主义者也必须连结彼此，为各地社会运动发声，从而实现解放。

因此，我对“中国留学生”身份的重拾，远不是重新拥抱国家主义，而是希望以此拓宽更广阔的社群，去成为transnational solidarity（跨国性的团结）中，具体且鲜活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