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与分析}

鬼，真的能解救中国恐怖片吗？

编者按：阅读本文前，请知悉本文涉及到一些中国老电影的剧透，如《405谋杀案》，《黑楼孤魂》

网络发达，社交平台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之后，日韩的恐怖片彷彿都变成显学了。相比之下，中国的恐怖电影倒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次文化，因为“中国电影中不可以有鬼”、“建国后不可成精”等空穴来风的说法，国产恐怖片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非常单一。这似乎也无可厚非，通过审查和商业运作之后，能走到大众面前激起一些水花的电影，确实只剩下一个很基本的模板，如今大家所谓的“恐怖片”是在前半段竭尽所能渲染神秘和恐怖气氛，在结局告诉观众，一切诡异的场景都是人为，相比亚洲其他国家丰富的恐怖片资源，中国电影在这样的规程下很难有创新。

这样的一套审查制度，雏形其实在1949年之前，中华民国时期已经存在。根据汪朝光教授《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一书，1920年上海阎瑞生案，凶手在供认谋杀事实时，说其手法都是从美国侦探电影看来的。电影公司再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极为卖座。后来的张欣生案，厂商同样如法炮制。这些电影的呈现手法让当时民间有了电检呼声，民国的电检制度也就被提上了议程。中国在很早前就没了恐怖片的土壤。例外的是上海孤岛时期前后，还有1949年后的很短时间内，曾经出产过一批恐怖电影。最为人津津乐道且叫好叫座的是马徐维邦的《夜半歌声》（1937）， 当年有过吓死观众的新闻，而这似乎也是恐怖片的认证式炒作。

《夜半歌声》有一个雅俗共赏的故事内核，自由恋爱的男女主角受到阻挠，最终酿成悲剧。不出意外的，电影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你可以在片中找到早年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也可以在冼星海与田汉创作的配乐中听出西方古典音乐的痕迹。挑战传统的新思潮遇上怪谈传说，将形而上与猎奇加在一起，因此成为了经典。

但这样的现象一闪而过，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电影审查是最为严格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没人敢在电影里放“牛鬼蛇神”，何况当时样板戏成为文艺主题，制作出来的电影每年只有几部。在极具活力的八十年代，中国恐怖电影又出现了。在这个时期的恐怖片，多数以案件为依托，且依社会议题不断变化。五六十年代，中国出产过大量的谍战电影，类型未必算恐怖，最多是悬疑，离奇事件的背后往往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敌方特工有所动作。这样表里两层戏剧冲突的揉合方式，在八十年代得到了继承。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的《405谋杀案》，即是从疑点重重的谋杀案开始讲故事，等到故事发展的高潮，才揭露电影中的最大元凶原来是接受四人帮指示的地方公安局高层。它结合黑色电影的呈现手法，又有《追捕》的日式社会派气质，为八十年代的恐怖电影开了头。

类似的还有《黑楼孤魂》（1989），这应从各种角度来讲都是不折不扣的恐怖电影。主角是两位录音师，在旧楼拆迁时进入收录声音素材，却被诡异的声音引向地下室。原来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文革冤案，当年的冤魂要来索命。这部电影的惊吓程度使它获得了“儿童不宜”的标注，对影像和声音的使用都下了猛药。但好笑的是，等到整个故事线索全部展露在观众面前时，编导将画面一转，告诉大家原来这些恐怖的场景都是一群精神病患想像出来的，算是为后来的恐怖电影做出了良好示范。

在八十年代的大量国产电影中，“为文革翻案”是非常重要的主题。恐怖片也不能置身事外。另一个主题，因应当时私产意识的萌芽，市面上有许多谋财害命的恐怖片推出。1980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神女峰的迷雾》，讲的是因为岩洞里价值连城的古书引发的一系列凶杀案。1990年《雨雾魔影》讲的是一个欠债家庭遇上的自杀事件。1989年轰动一时的恐怖片《夜盗珍妃墓》，顾名思义已经由标题揭示了一切。这些电影都是用镜头和气氛的恐怖来讲颇具社会性的议题。

对创作者们来说，娱乐是在意识良好的大前提下再去完成的任务，所以这些电影将犯罪动机紧扣大环境，将人的绝望与社会氛围的关系讲得非常明白，即便其中的关联比较牵强，随着事件的解决，电影一定会给出一个光明而积极的主调，正面回应事件。回溯到《夜半歌声》，也是如此。电影的整个大背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国，民众渴望变化，渴望挣脱束缚的心情承托着整个故事的进行。

大约有两个因素让这一波恐怖片浪潮消退。其一是录像厅文化在民间兴起，大量日本和香港的恐怖片打开了观众的视野，其二是中国开始设定十部引进片名额，美国大制作商业电影主导了中国影市，曾经四两拨千斤的国产恐怖片失去了人气。2004年阿甘曾经试水拍摄了一部《天黑请闭眼》，反响平平。还是要等到2011年的《孤岛惊魂》和2012年的《绣花鞋》，中国的国产恐怖片从工业角度讲才真的复苏了。

这两部电影也代表了中国票房爆炸之后的两种恐怖片路线。前者是遵循某些特定规则的杀戮游戏，充满了借来的B级片意象；后者是用温情做汤底，用恐怖做浇头的伦理内核故事。这也与前几次恐怖片的兴旺有了明显的区隔。曾经的恐怖片有很明确的意识形态，恐怖和惊悚是从欧洲低成本恐怖片中学来的手法，编导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潜意识驱使，都必须让电影的落点回到中国官方的原则和口径。所以曾经恐怖片面对的大反派，是意识形态的敌人，阶级的敌人，政府的敌人，与中国政府代表的先进性格格不入。在经济走入上升期之后，政府审查部门明显将尺度放宽了。虽然依然不能有鬼，恐怖片不必再拔高到政治说教的层面。

以往的电影可以把阶级、文革、贪念、对共产主义的亵渎通通放进恐怖片，让它们代替“鬼”成为电影里的恶梦。在不同时代，中国的创作者将当下笼罩在他们心头的话题放进恶梦里面，一部是如此，两部是如此，部部皆是。中国的恐怖片不是超现实，而是现实的本真反映。在发展经济的年代，中国政府希望放下自己的攻击性。江与胡温治下的政府一度留出许多真空地带，那时的民众似乎也对口号感到疲倦了。意识形态变软了，可是审查还在，恐怖电影的剧本用怎样的逻辑来支撑呢？剩下的似乎也只有滥用的温情了。

这些在中国市场上百试百灵的逻辑，很自然地被放进了恐怖片里。一切阻止亲情，阻止爱情，阻止家庭结构，破坏所谓社会约定俗成的力量，就是中国恐怖片里的“鬼”。

《绣花鞋》以及一系列的同类影片都在说人的变形，怎样的力量使他们改变呢？过去的社会动荡，文革是得到政府认可的负面力量，可以完美替换掉“鬼”这个元素，现今社会“没有动荡”，恐惧就失去了支撑。部分影片将时代设定在1949年之前，却没意识到这样令影片离地又过时。公认的道理讲太多就变成迂腐，恐怖片的角色动机一但撑不住，电影也真的只能当cult 片看了。从2011年起，中国的恐怖电影大多有强烈的伦理守护者和卫道士气息。电影《京城81号》的核心是爱人无法在一起的无奈，听起来好像是个正常的悲剧。一旦放进一个恐怖场景不断涌现的故事里，显得歌颂的东西就有些过头了。

这一切倒也不是结局。随着中国政府这两年愈趋保守和专权的管制风格，让敌对形象成为恐惧来源的日子可能会再到来。要是影视制作行业热钱足够多，我们还能再看到恐怖片的内核更迭。意识形态可能会赶走迂腐的温情主义，重新成为恐怖片中的大boss。我们也都心知肚明，除了鬼以外，很多事是能够带来恐惧的，可你绝对无法制作一部韭菜崩溃入魔的恐怖片，无法制作疫情击垮民众的恐怖片，无法制作地铁被施暴之后再被噤声的恐怖片。鬼，真的能解救中国恐怖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