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广州和平中路“独角放映室”于3月2日在IG帐户公布“正式闭店”：“2023年3月17日，独角放送室在广州和平西路诞生。2025年3月2日，猝然永久闭店。”广州唯一的放映空间突然熄灯，网上一片悼念之声。

“独角放映室”放映地下纪录片为主，据悉近日因放映一出以名校衡水中学为题材的纪录片引起国安关注。歪脑找到当日参与放映活动人士仕仁（化名），仕仁说看戏后觉得“没想到这出戏踏了什么‘红线’”。目前“独角放映室”死因不明，外界猜测因放映事宜上载到小红书而触动了国安神经。仕仁说：“那出戏没有什么批判中国教育制度的，在座的观众甚至觉得挺中立。可是，因为这出戏在‘小红书’的讨论很火，引起国安的关注，国安寻找放映的位置，便找到‘独角放映室’，并向负责人了解。”据悉，国安长期有一辆汽车停在放映室门外监视，并警告相关人士，一旦开门便拘捕他们，而拍摄衡水中学的导演亦告失联。

歪脑找到“独角放映室”创办人之一艾英，他既是影展策展人，亦是独立电影导演。对于“独角放映室”被结束的遭遇，艾英笑言早有准备，“早前我曾说太悲观，怎料这么早（“独角放映室”）便被关了，原来是我太乐观，哈哈。”

艾英说，2023年放映三宅唱的《惠子的凝视》，已有国安来“问候”他，对方明言“影片是没有问题，但也得审查”，当时他感受到“不送审”的原则受到考验。被问及今年艾英在广州举办的独立影展会继续以“不送审”形式去举办？艾英称国内情况早已不能乐观，但不会改变此原则，“灵活很重要 ，就是不应该当一个站着的傻子，我们应该游走起来。”倘若连微小的民间电影节也遭“警告”，他指有关影片不排除只能在海外放映。

疫情期间的封锁并没有让电影放映停止，他们一群青年悄悄举办多场放映会、座谈会，将国内独立电影、海外最新文艺片带入小型戏院，刺激观众眼球。起初网络声音不大，旋即在广州引起文化界热炽讨论：我们放映还是可以吧？疫情间他们举办的放映会、影展没有受到太多阻挠，艾英说放映独立电影扩展观众的眼界，其满足感让他们觉得值得办下去。与此同时，他坦言内心的“政治焦虑”亦涌上心头：“我老是有种错觉，当处于一个乌托邦世界里，很开心，然后又好绝望。”艾英说，“附近在消亡”就是这意思，早料到这一天，但他坚持不将影片送审，“不是为反抗，是为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90后的艾英，年少时正值中国电影最开放的年代，“从小在戏院看《泰坦尼克号》，是有裸露版本的。”艾英称，当时中国电影刚起步，没有所谓“电影市场”，电影局没有太多规范，其时港片涌现市场，大家亦争相看《霸王别姬》、《蓝宇》，再加上“江泽民爱海外电影，他特别喜欢看《泰坦尼克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造就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小浪花。

艾英的大学年代刚好遇上中国独立电影三大影展—南京、北京独立影像展、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艾英埋头苦干拍东莞城中村强拆事件，拍摄时被警察阻挠，他手持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毕业。

踏入2010年前后，艾英认为中国电影短暂的“蜜月期”已过去，审查愈来愈厉害，“中国是很主观的审查，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场景里，你抽两根烟不行、可能一根烟会好一点。”凡在大萤幕上映的电影先要取得“龙标”，鬼片、色情场面、民族大义成为电影“红线”主轴，艾英说连十年前电影节上映的电影也需取“龙标”，电影节策影人选片时“也得去绕个弯，想办法避审查”。如是者，避审查、走后门变成近十年中国影展的标签。

经历十年“整风”，艾英指现在只剩下“赚钱的中国电影”，国民不想去了解社会、观众鉴赏能力渐渐下降。“拍商业片，自我阉割绝对有的。时间长了，你便不用自我阉割，你的想法已经被变掉了。中国10亿观众，只能看的是上院线的电影。”艾英指出，新生代接触的是经审查的电影，他们对电影的看法、品味与千禧年代成长一代不同，国民对电影鉴赏能力有“断层”的迹象。于是他联同一班志同道合办放映节，让更多人欣赏不送审、没有“龙标”的电影，希望中国观众可“越墙”开开眼界。

艾英第一次在西安做放映，放的电影是韩涛《岁月如织》，艾英至今难忘，当时观众十分欣赏那种独立精神，“韩涛是一个很特别的导演，作品从不送审。”像韩涛的独立电影，以前大概只在社区放映，现在多了途径，像纪录片《备忘录》参加海外影展。

2020年艾英与朋友自组艺术组织“附近在消亡”，艾英说这是一个名字，也是一个预言，一个又一个文艺组织将在附近消失。其后，他以“附近在消亡”移至广州办放映节，2020年11月办“THE Nearby  Film Festival （附近映像季）”，首年招来的作品竟多达过千出，完全超出团队的想像。“附近映像季”放映的影片不取“龙标”，比起主流影展，更显得万绿丛中一点红。艾英透露，举办期间，累积观众多达5、6百人，没有警察到场监察或被国安找“喝茶”，艾英估计只是因“影展还未收编，因为做得不够大”，审查是早晚的事。

艾英近年在内地做独立放映，主办方常安排映后谈或邀请导演做讲座，现场不时有“意外收获”。艾英记得一次播放有关内地强拆的纪录片，一班年轻的公务员来观影，他们不是来举报，是来听取声音，在场也分享了一些感受，令他感到惊讶。“附近映像季”到第二届影展，艾英与团队留意到一个怪现象，不少来自香港的影片，“我纳闷了，香港人愿意投给一个大陆的电影节，我们看来是真的自由呀⋯⋯好像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电影节啊。”

对于独立放映，疫情间内地曾出现短暂的小空间，北京在疫后很快出手组织恐吓电影人拍摄及放映独立电影。2024年7月4日，国家电影局发出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广播影视节（展）及节目交流活动管理规定》，“摄制完成的电影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后，方可参加电影节（展）。拟参加境外电影节（展）的，送展法人、其他组织应当在该境外电影节（展）举办前，将相关材料报电影主管部门备案，其电影亦包括短片。”

过去不少关注中国社会黑暗面的纪录片也只能“流放”至海外放映，只要不在中国放映本应无罪。但是自2024年的改例后，凡参与海外影展，均需“报备”，影片的国安考虑可谓无弗远届。已前往海外发展的纪录片导演袁生明（化名）不讳言，纵使他其中一出已拍竣的纪录片获政府的拍摄许可（俗称“报备”），他还是不放心，事实上拍摄“白纸运动”的《乌鲁木齐中路》纪录片导演陈品霖今年被控“寻衅滋事”重判一年，在独立电影界已响起警号。袁生明有感自由正在急速缩窄，两年前他带着数部作品的影片到东京剪接做后期工作，确保制作与放映的平安。

袁生明说，从前就算没有向电影局交剧本审查“报备”，在没有许可下拍摄，最多被列入黑名单不准拍片5年，他形容电影局修例之后，情况便不再一样，拍摄者必须获拍摄许可，放映时亦须取得俗称“龙标”，过去导演避过两层审查可以透过海外影展走出“高墙”，现在几乎没有可能。在今日的中国法规，袁生明认为即使影片不敏感，在海外放映了，也算是违法的，“抓不抓你，他的材料在他手里。现在短片也计算在内，违法风险在哪，我们也搞不清楚。”据悉，近年多位在海外获最佳纪录片的内地导演，回国后亦遭受监视。

九十后袁生明近年见证影像如何“全方位”被篏制，在网上“推包子”，被关了一个月，当局对于影像的控制可谓无处不在，跟胡温年代有很大的差别，“胡温年代，中国独立电影在国际上⼤放异彩，覃樟柯、娄烨、王兵，挣到名誉、成了英雄，风险不会特别⾼，作品就是给国外看到了真实的中国什么样。”

袁生明认为这种彻底的影像监控刚好与新一代的热诚相违背，社会每况愈下，新一代就觉得“越⿊暗的时代，做好这个纪录就越重要”，因此将来中国导演拍出来每一格影像也有身陷圄囹的风险，但袁生明却认为打压反而刺激新一代不同的的创作，将来会以不同的放映手段冲破高墙，最后那条生路还是在海外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