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和他们身为同志的父母：成长的烦恼

三年前，在台湾念书的马来西亚华人思婷（化名）大学毕业，考上研究所，邀请父母来台湾旅行一次。妈妈本兴味索然，直到爸爸提议让她的同事Nichole（女化名）同行，态度立即180°转弯。

到了台湾，三人都住在思婷家，晚上思婷睡沙发床，把双人床让给父母，Nichole则在房间打地铺。但爸爸告诉她：“你妈经常会悄悄爬到地上，和Nichole睡一起。”

思婷家在马来西亚一个小镇，父母1993年结婚，当时分别是25和20岁。第二年长女思婷出生，到2002年又先后生了四个孩子。父母长期一起生活、工作，积累了越来越深的矛盾。

“他们的关系非常微妙，爸爸是公司一个团队的经理，妈妈是他的副手。而Nichole是团队里的同事，35岁左右。”2015年，思婷前往台湾完成后两年的大学学业，假期回家开始注意到妈妈和Nichole之间不同寻常，彼此的讯息就是情侣说的话，像互称“亲爱的”或不时出现“想你”、“喜欢你”这样的话语。“原来妈妈也不排斥和女生在一起”。

和亚洲最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台湾不同，马来西亚是相对保守的穆斯林国家。“在这里，某些政府高官会宣称马来西亚没有同性恋。我有一些马来人同志朋友，他们宁愿自欺欺人，把喜欢同性当作自己的‘阴暗面’，然后照样结婚生子。”虽然华人族群较穆斯林社会略开放，但对妈妈和情人的关系，家人间也选择“看破不说破”的态度。

“爸妈之间矛盾很严重，给和他们同住的、家里最小的妹妹带来了很多困扰。爸爸会针对Nichole，说家庭不睦是因为她的存在。”在台生活多年的思婷观念开放，她觉得父母的问题如实在无法调和，不如索性离婚。“但两个人似乎又都是‘嘴炮’，无法下定决心离婚。”

大学毕业那年，思婷坦率和Nichole说，自己很清楚她和妈妈的关系，“绝不是普通朋友”，但无论她们希望维持现状，还是规划未来，都不要影响到小妹成长。思婷的直接让Nichole有点意外，“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回答‘我知道了’，但能感觉到我并不排斥她，和我相处也就觉得比较放松。”

“因为少数知道的亲友都是‘看破不说破’的态度，所以妈妈的性取向倒没有给我们造成什么直接的困扰”。然而思婷几个妹妹长期生活在马来西亚，观念上不像思婷“前卫”，无法理解姐姐的想法。“她们会去帮爸爸，排斥Nichole，认为她是父母之间的矛盾的罪魁祸首。她们也认为我很奇怪，竟然对妈妈的‘出柜’保持宽容的态度。几个妹妹战线比较一致，有时候会跟我吵，有时候也会不理我——所以最后父母之间的矛盾，演变成了我们姐妹之间的争执。”

一年多前，思婷回马来西亚工作。她发现，Nichole从父母的生活中消失了，“可能是和妈妈的关系，也可能只是因为换工作，妈妈没和我说原因，我也没有特意去问”。但“第三者”的消失，并没让原生家庭的矛盾就此消减，父母的冷战热战仍不时爆发。“这让我更确定，父母的问题本来就在那里，并不是因为她的出现。”

同志家庭子女无外乎几种情况：领养，其中一方在之前的异性恋婚姻中生育，或者由其中一方提供提供精子或卵子，通过试管婴儿、代孕等方法生养。因怀孕生子是女性独有生理机能，且异性婚姻离异后，子女多由女方抚养，所以全球范围内女同性恋家庭养育子女的比例均高于男同志。

多少同志家庭育有子女？华人世界尚无详细统计，但可兹参考的是，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4%女同性恋家庭和10%男同性恋家庭养育未满18周岁的子女。

“知乎”有一则名为“同性恋家庭的孩子是怎样的？”的贴文，200多个回答中就人写到，“会有很多尴尬时刻”，“小朋友不喜欢和你一起玩”，“或许有时也会面临欺辱”等。在拉拉家庭长大的“眸光晓”说，自己从小上户口就很难，当时托了不少关系，从小就被街坊邻居议论，上学的时候同学会问自己为什么没有父亲，老师也难免戴着有色眼镜看自己，但也很佩服自己的两个妈妈，可以几十年恩爱如初。

也有人说：“能回答这个问题的，父父母母应该都是新中国第一批同性恋，他们大概出生于70、80年代，60也有，恋爱主要在80、90、00年代，那个时代的国情、社会观感、舆论压力等都注定了同性恋爱只能是悲剧，而能坚持下来的父父母母，他们承受了我们无法想象的压力。

以往反同者会对同志家庭养育子女提出很多质疑，尤其认为子女缺少父爱或母爱，及更容易成为同性恋。但这多是误读：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同志家庭的孩子，和在异性恋家庭长大，并无显著差异。

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李怡青曾撰文指出，综合各国研究，“同性恋家庭的孩子在情绪功能、认知功能、性别认同、性取向偏好、行为调节等面向上，皆不逊于异性恋家庭的孩子”，“在性行为上没有明显差异”，而且“比较不局限在性别的刻板印象中”。

五年前，赫拉（化名）走进了安琪（化名）的生活。安琪是带着两岁儿子的单身妈妈，她生下孩子大宝后不久便与丈夫离婚，前夫不知所踪。两个出身中产家庭、当时都未满30岁的女生走到一起，开始共同抚养大宝，他叫安琪“妈妈”，称呼赫拉为“妈咪”。这样的称呼习惯在很多同志家庭都是如此，子女对称呼的区分可能是“大爸、二爸”、“老爸、老爹”等等。

大宝快四岁时，一次得了急病，赫拉一个人背孩子去了医院。在医院工作的阿姨对她说：“我几乎从没看到杭州本地的妈妈，一个人带着孩子来看病，一般都是一大家子一起来的。”这让赫拉恍然意识到，虽然大宝不是自己亲生，却已经让她完成了为母的蜕变。

“大宝知道妈妈和妈咪是在一起的，相爱的。”上幼儿园后，他也曾问起：“为什么别的小朋友说，妈妈和妈咪是一个人？”平时看的绘本，似乎家庭里也都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两位母亲向他解释，大部分家庭是这样，但也有其他情况，比如只有一个妈妈没有爸爸的家庭，“家里有两个妈妈不是更好？”。大宝听了也欣然接受。为了让大宝不缺少父爱，两位母亲也帮他物色一位男性同志当干爹，甚至考虑过未来组成“多元家庭”。舅舅（赫拉的弟弟）或男性友人来访，她们也会请他们教大宝一些“男生应该知道的事情”，比如男孩子该怎样尿尿。

对大宝的家里的妈妈和妈咪，幼儿园老师也有点困惑，“不过因为接送的时间都很短，没有和老师过多交流，老师也不是特别清楚”。她们也会带大宝和他的好朋友逛商场，一起过生日。“他好朋友的妈妈，听到大宝有一个妈妈、一个妈咪，开始也是非常惊讶。但人家也不会直接说出来，对我们态度也很好，后来一起玩得很开心。所以到目前为止，大宝基本上还没有遇到过，因为身为同志子女所产生的困扰。”

赫拉也希望完整经历生孩子的过程，半年前她通过人工授精生下一个男孩。虽然会由此面临非婚生子女罚款，但哺乳中的她很享受生育，也乐见大宝和弟弟二宝一起在这个四口之家快乐成长。

二宝的精子提供方，是原先大宝的干爹。但因彼此了解不足，长期相处又积累不少矛盾，干爹和她们一家失和并分道扬镳。一些男性同志友人也拜托在LGBT公益组织服务的赫拉，帮着寻找愿意生育子女的拉拉。“但我并不希望给朋友之间介绍合作生育，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强烈推荐拉拉买精，gay找代孕，虽然国内不合法，但是可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和身心愉快，不会陷入人情世故的困境。”

不少人知道名叫“三男一宅”的微博账号，它是中国最早记录同志家庭生活的社交媒体之一，记录了广州一个由两个爸爸Joe、Tommy以及儿子Jack组成的家庭的日常生活。

来自农村的Joe，在老家和妻子结婚，1997年生下Jack，却仍然困惑于自己的性取向。他看到记者Tommy在报纸上写关于变性人的报道，写信给他，就此结缘，两年后开始了“三男一宅”的生活。Jack在这个同志家庭成长幸福，两年前去了美国留学。“知乎”上有很多网友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包括女儿和两个爸爸共同生活的家庭。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魏伟曾访谈许多同志家庭，注意到一些同性恋者本不敢向家人“出柜”，孩子反而成了顺其自然的润滑剂。

一位“70后”男同志与伴侣交往8年，仍无法向父母坦然承认性取向，但代孕孩子领回家后，“没有老人帮我们的话很难带，然后我就回了一趟家，跟我父母出柜了，结果好像出乎意料地好”。另一位研究对象说，出柜时特意把嘴甜的孩子留在身边，喊了一通“爷爷好奶奶好”，虽然父母当时有点小的反应，但“我说给孙子做饭去吧，然后他们就做饭了，这个出柜就水到渠成了”。

赫拉说，刚和安琪在一起时，她的父母也对自己有点排斥，但是看到赫拉把大宝“视如己出”，对她的接受度便越来越高。

虽然孩子可能是同志大家庭的润滑剂，不过赫拉也认为，孩子在同性恋或异性恋家庭成长，“或许都是各有利弊，有些同志为了满足父母想要孙子的愿望，就生了孩子然后丢给父母，这种隔代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异性恋婚姻家庭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