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
被污名化的广东爸爸和原住民妈妈:年轻的澳洲华裔混血社群,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尽管已经过了数十年,但Michael Laing还记得,那天和父亲在墨尔本的唐人街吃饭的经过。

从小到大,Michael知道爸爸是个来自广东的华人,却从来没听过他讲粤语。他每次用英文问,父亲就会用英文答。他曾好奇地问过父亲这个问题,但他却告诉他:他来澳洲太久了,粤语已经忘光了。

直到这年,父亲带着Michael和Michael的哥哥下馆子,他才意识到,文化和语言一旦在记忆中烙印,无论时间如何冲刷,都刷不走那个印记。

父子三人坐在唐人街的粤菜馆,看着狭窄街道上来往的华人,街道两边的杂货店和餐馆林立,华人伙计招呼着客人,商店楼上的窗户大开,可以隐约看到私人住宅的家具。

餐馆的伙计走向父子仨,问他们要吃什么。Michael的父亲流利地用英文点餐,伙计做着笔记,却突然用广东话向Michael的父亲问话确认。Michael的父亲想都没想,就用广东话回话。

听到父亲突然说不熟悉的语言,Michael惊讶地看向父亲,但父亲只是冲他笑了笑。

父亲过世后,Michael也已在墨尔本百里之外的阿德莱德成家扎根,但想起当年父亲的轶事,仍露出笑容。他身材高瘦,有着华人面孔的轮廓,有白发,声音清朗。

除去他的华裔背景,Michael更为人知的是他的原住民身份:他的母亲是来自南澳州西南地区的Mirning部落的原住民,外祖父Gordon Naley是曾参加过一战的原住民老兵,在西澳州的一家老兵纪念中心,其照片和生平在其中展出。

Michael对他的华裔和原住民背景感到非常自豪。他一方面热心原住民部落事务,常作为代表参与部落权益与政府之间的会议;另一方面,他每逢过节就会拾起华人过节习俗,组织家人一起去中餐厅庆祝;他的双重身份与文化背景不仅是他的家族故事,也是澳大利亚20世纪那段被澳洲宪法掩盖的种族与国家的历史。

华人与原住民通婚并非少数

( 歪脑 / 设计组 )

( 歪脑 / 设计组 )

实际上,像Michael这样具有原住民与华裔背景的澳大利亚人并非少数。19世纪,华人矿工移民到澳大利亚淘金,然而由于男多女少,许多华裔男子选择与在同一社会阶层的原住民女子结为夫妇,建立家庭。

来自昆士兰北部、来自当地的Conclurry原住民部落的Sally Woufe就是当年的华人矿工移民后代之一。今年45岁的她笑称家里人都自称“blakanese",这个词由原住民的“blak”和代表亚裔的“nese”后缀组成,意指他们有华裔与原住民血统。“你可以从外表看出我们家里人有亚裔血统,哪怕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我们的基因很强。”

Sally甚至还在两年前做了DNA测试,验出自己除了原住民与爱尔兰裔基因外,有23%的华裔基因。她的华裔血统来自母亲,她的外太曾祖父是广东人,在上世纪到澳洲贸易,在昆士兰与Sally的原住民外太曾祖母结婚。

澳大利亚当地华人艺术家文群创造的40 米长画作《澳大利亚原住民》 ( AFP / WILLIAM WEST )

澳大利亚当地华人艺术家文群创造的40 米长画作《澳大利亚原住民》 ( AFP / WILLIAM WEST )

在Sally长大的北部昆士兰原住民社区,像Sally这样的华人与原住民后代并非少数。然而,目前澳大利亚仍未有具体数据显示目前华裔原住民的人口。一方面,经过数代通婚后,人们不一定能直接从外貌上看出自己的种族文化背景,需要自行做家谱研究调查;另一方面,这也与澳大利亚在20世纪针对原住民与华人移民的黑暗历史有关。

1986年11月29日,一名土著男子在为教皇表演传统舞蹈后亲吻教皇的手 ( REUTERS / Luciano Mellace ME )

1986年11月29日,一名土著男子在为教皇表演传统舞蹈后亲吻教皇的手 ( REUTERS / Luciano Mellace ME )

1901年,澳大利亚从英国独立,新建立的宪法保障了殖民者及其后代的民主与自由权利,却明文将针对原住民的种族歧视写入法律。其第51条表明,除了原住民以外的所有种族可因需制定特别法律;第127条指,原住民不被计入联邦人口普查。

同一时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通过《移民限制法》,规定所有移民澳洲的人士必须会讲欧洲语言,言下之意,法律故意针对亚裔移民设置障碍。这部法律也标志着著名的”白澳政策“的开始。

在法律的支持下,许多原住民遭受惨痛压迫,或被迫迁离家乡,或被迫与儿女分开,目睹孩子被送走到白人家庭寄养,造成一代原住民成“被偷走的一代”,也无从得知亲生父母的去向。

2021年的澳洲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相比2016年,在澳大利亚认为自己有原住民背景的人口多了一百万。这当中既有时代进步、越来越多原住民后代敢于承认自己血统的原因,也与DNA测试技术普及,像Sally一家通过做测试了解自己的族裔背景的人数增加有关。

从小到大,Sally就知道自己是一名华裔原住民,但直到做了DNA测试,才意识到自己的“华裔成分”有这么高。她外太曾祖父在1861年来到昆士兰,与在Normanton的原住民女子Maggie结婚后,育有三女一子,包括sally的外曾祖母Jessie Ah Gow。

Sally印象中的外曾祖母能做一手中式好菜,能讲流利粤语,她还曾目睹过jessie用粤语斥责Sally的外祖母。她也收藏了一张外曾祖母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留着短发,皮肤黝黑,有着广东女子的轮廓。

Sally回忆,家里的饭桌上,总是有米饭配原住民菜肴,不时外曾祖母还是加点姜葱到菜中调味;每逢华人节庆,Sally一家会去看舞龙舞狮表演。双重文化背景也让Sally对自己的家族历史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2005年春节,悉尼市政厅前的舞狮表演 ( AFP / Olivier CHOUCHANA )

2005年春节,悉尼市政厅前的舞狮表演 ( AFP / Olivier CHOUCHANA )

目前,她正在制作和研究自己的家谱,希望能追溯到原住民与华裔的跟与祖籍地;她也加入了脸书上的华裔原住民群组,这一群组有过百成员,当中既有像她这样的华裔原住民,也有历史学者,成员不时在群组中分享调查来的华人与原住民社区的交往故事、上世纪的文件档案,并帮助成员追溯自己的华裔祖先。

在时代的压迫中生存

( 歪脑 / 设计组 )

( 歪脑 / 设计组 )

作为原住民,Sally时常参与居住地组织的原住民文化活动,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原住民历史与文化、争取原住民权益;她有时会想到自己的外太曾祖父,想起他在19世紀来到澳大利亞谋生,在那个英国殖民者当立、排挤华人的时代下,他是如何立身的?

Michael也清楚当年父亲作为一代华人移民经历过的心酸苦楚。Michael的父亲生于1919年,祖籍广东鹤山,19岁时经香港坐着“太平号”来到澳洲。他的祖父是一名药师,当时在广州经营一家药房。他的父亲有四名兄弟姐妹,而他当时也与一名女子订婚,但最终却来到了墨尔本,并开始了躲避被驱逐的一生。

当时,Michael的父亲没有护照,为了留在澳洲,他加入了澳洲军队,后来当局察觉他的无证身份时,也因为他在军队服役,无法将他驱逐出境。二战结束后,Michael的父亲在军队从事文职工作,然而尽管他辛勤工作,又曾为澳洲服役,他仍再一次收到了澳洲政府的驱逐令。

幸好在这期间,他遇到一对好心的澳洲夫妇,他们同情Michael父亲的遭遇,就带他离开墨尔本到郊区躲避政府的驱逐。他在一间家具公司找到工作,并在那儿等来移民政策改革,等到了申请入籍的机会。他也在那儿认识了Michael的原住民母亲,两人结婚,育有Michael和他的哥哥。

后来,Michael的父母分居,当时仍年幼的Michael跟随父亲生活。他的父亲因工作繁忙,将他送到托儿所。12岁时,Michael的母亲坚持要抚养他,而Michael最终也被送回母亲身边。

不过在Michael看来,父亲的华裔身份带给他的不仅是童年在中餐馆学习用筷子的快乐,还赠予了他和那些素未谋面、在大洋彼岸的华裔家人的缘分。他拿着父亲的政府文件和照片,找到了父亲在香港的兄弟姐妹,每逢过节,Michael会致电香港的亲戚。“我不会中文,所以我就在那儿喊,Michael Michael,他们就知道是我,然后我们来回喊几次,也没说什么话,但是彼此知道对方想说出的祝福。”

Michael也听说,除了留在香港,父亲的一位叔叔移民到了旧金山。他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和他们见上面,“也希望你的这篇报道出来后,我能找到旧金山的亲戚,”Michael对歪脑记者笑着说。

20世纪末,在悉尼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集会期间, 成千上万的澳大利亚白人和原住民与华人、越南人、韩国人和菲律宾人一起游行 ( AFP / TORSTEN BLACKWOOD )

20世纪末,数百名学生抗议在墨尔本反亚裔移民政策 ( AFP / WILLIAM WEST )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进步与活动人士的呼声,在1967年,澳洲举行修宪公投,将宪法第127条移除,并修正第51条为“所有种族可因需制定特别法律”,予以原住民相关权利。联邦政府也在20世纪70年代废除“白澳政策”,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然而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未能保障种族歧视的根除,针对原住民与亚裔移民的歧视,仍层出不穷:距离新冠疫情在澳大利亚爆发已有两年之久,但据洛伊研究所的民调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华人曾因自己的华裔背景受到相对不平等的待遇;九月,著名澳式足球俱乐部霍桑鹰队的队内种族歧视调查发布,显示其前教练曾强行要求队员与家人断绝来往,甚至要求其伴侣堕胎,与上世纪原住民的悲惨经历如出一辙。

除了通婚和同为种族歧视政策的受害者,华人与原住民社区的来往甚至可以追溯至17世纪。墨尔本大学教授Peter Botsman告诉歪脑记者,当时来自中国和印尼的商人向在如今北领地的原住民购买海参。

但在二战后的移民潮之后,两社区的来往大幅减少。澳华博物馆馆长Mark Wang是第四代澳洲华人,今年69岁的他,见证了白澳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走向结束的时刻。

他回忆,“以前读书的时候我都是和白人小孩一起学习活动,成长过程中也没有意识到,要去了解原住民。”而他读书的课本也是以白人视角阐述历史为主,甚少讲到原住民。

Mark Wang认为,这也与当时七十年代的华人移民处于“同温层”有关:当时新移民忙着扎根澳洲,从小受到白澳政策打压的老华人迎来“新社会”,忙于打拼,于是久而久之,整个社区原住民且行且远。华裔社区部分人对原住民议题并不熟悉,甚至可能存在偏见,认为当今原住民得到多项政府福利补贴,是社会“好吃懒做”的代表。

在创造历史的时刻重温过去

尽管两个社区似乎越走越远,但当中也有华人一头钻进了原住民的历史和艺术中,常驻墨尔本的画家周小平就是其中之一。1986年,周小平抵达澳洲,在一次环澳旅行时接触了原住民的岩画艺术,顿时迷住了。

此后,他带着相机,捎上两三件衣服和洗漱用品,拎着旅行包走遍全国,探访当地的原住民部落,又获准在北领地的一个原住民部落生活,见证原住民文化中的深与浅,表与里,光与影。

在这三十多年研究原住民的文化历史与艺术中,周小平见闻了华人与原住民社区之间百年来的交集:从17世纪发生在华人、望加锡人和澳洲原住民之间的商业往来,到华人矿工与原住民女子的爱恋;从领地所有权的纷争,到同为殖民和种族歧视政策的受害者。

期间,周小平也认识了不少有华裔背景的原住民。“在身份认同方面,他们有的会叫自己做Aboriginal-Chinese,有的叫自己是Chinese-Aboriginal,”周小平说。“这个‘Chinese’和‘Aboriginal’谁先谁后,不同人有不同解读。”

有人担心与原住民社区有隔阂,为此不敢与原住民社区对话,令隔阂加深,而在原住民社区生活多年的周小平道出相处之道:“原住民其实很友善的,真心对待,真诚地和他们打交道就好。”

2011年7月21日,周小平在墨尔本博物馆和他的画合影 ( AFP / WILLIAM WEST )

2011年7月21日,周小平在墨尔本博物馆和他的画合影 ( AFP / WILLIAM WEST )

目前,周小平正在和位于墨尔本的澳华博物馆合作,举办名为《我们的故事:澳洲原住民华裔》展览,展出多位有华裔背景的原住民的故事。

周小平从两年前就开始准备这个展览。他希望讲述华人与原住民两大种族之间的来往,展现两个社区之间的联系。“也希望这个展览将来在中国举办的时候,可以帮助到(原住民)寻亲。”

而新世代的的年轻华人们也重拾起自家社区与原住民的链接与友谊。2020年,受到美国的“Black Lives Matter“游行的启发,澳洲年轻一代组织了抗议原住民遭受警察暴力致死的同名游行,上万抗议者聚集墨尔本街头,当中不发亚裔面孔,有华裔的示威者甚至制作了中文标牌,希望能引起更多华人关注原住民权益。

2020年,一名示威者手持澳大利亚原住民旗帜参加抗议原住民遭受警察暴力致死的游行 ( REUTERS / Loren Elliott )

2020年,一名示威者手持澳大利亚原住民旗帜参加抗议原住民遭受警察暴力致死的游行 ( REUTERS / Loren Elliott )

在Mark看来,若将澳洲比作人,那么原住民历史就是澳洲的心脏,是澳洲灵魂的核心,而澳洲作为移民国家,移民的历史也是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华裔原住民的历史与故事对澳洲如此重要,目前却仍存在大片空白。

而澳洲政府也终于开始正视宪法中对原住民的不公。今年五月,在当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新一届总理后,工党党魁安东尼·艾尔巴尼斯表示,将会致力达成《发自肺腑的乌鲁鲁宣言》,推动修宪公投。

2017年,来自澳洲各地的原住民领袖相聚圣地乌鲁鲁,提出《发自肺腑的乌鲁鲁宣言》,寻求澳洲宪法改革,建立“原住民之声”机构,让机构作为原住民社区与联邦政府及议会的沟通桥梁,并将其写入宪法。

尽管总理艾尔巴尼斯宣布澳洲会进行修宪公投,但目前仍未确定最终日期,公投的问题也未最终出炉。目前,联邦政府也在与原住民社区商谈细节。

在原住民社区内,就“原住民之声”是否合理,也存在不一的声音。Michael曾参与过原住民土地业权(native title)的谈判,在他看来,目前有太多的官僚主义式干预和贪污,它们成为推动原住民事务时的阻力,他担心再设计一个机构来推动原住民事务,将会更难推动政策。

1998年,维多利亚州警察在市中心举行的和平原住民土地业权示威活动中护送一群来自昆士兰北部的土著舞者穿过市中心 ( REUTERS / REUTERS )

1998年,维多利亚州警察在市中心举行的和平原住民土地业权示威活动中护送一群来自昆士兰北部的土著舞者穿过市中心 ( REUTERS / REUTERS )

在Sally看来,公投和实行《乌鲁鲁宣言》对澳洲社会至关重要:“澳洲的历史并不只是白人的历史,我们需要去讲述历史,而不是隐藏它。除了原住民的历史,澳洲还有其他(族裔)的历史,比如华人,他们来澳洲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为家人赚钱,而他们经历了非常糟糕的(白澳政策)的历史。”她说。

尽管目前如何达成“原住民之声”,各方仍在争论中,但澳大利亚走到历史十字路口的事实,却是毋庸置疑。九月,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作为英联邦的澳洲也宣布,9月22日为举行全国哀悼日,全国放假一日。英女王的逝世象征着时代的终结,而澳洲的殖民历史、对原住民和移民曾经的压迫的事实再次走入人民的视线。

在哀悼日当天,悉尼与墨尔本均有反对君主制、声援原住民的游行,而澳洲总督David Hurley也在堪培拉的哀悼礼上表示,他明白多方对女王逝世的不同反应。

“我意识到并尊重许多原住民裔澳洲人尽管遭受了殖民的历史,但仍(为澳洲)提供(与原住民)和解的机会,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要经历的旅程,”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