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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从“小红（卫兵）”到“大白”，}
单一最高目标的社会终将走向暴力

撰文：Shell Long
06/10/2022

（图片来源：歪脑设计组）

（图片来源：歪脑设计组）

编者按：当一个社会有一个“最高目标”，无论这个目标是“文化革命”还是“防疫”，所有其他事物都必须为了这个目标让路时，会将其中的执法者与被执法者变成什么模样？摄影师Shell Long从历史中精心采撷出一系列图片，为我们展示在“最高指示”下的执法者们面孔，以及他们中有些人一步步走向暴力为何可能是一种必然。

在过去的70多年中，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社会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人们往往生活在“单一社会目标”下，执行“单一目标”的人群，则被天然地赋予了“正确”属性和被默许的权力。无一例外地，这些人群最终都选择了暴力，无论是“革命”的“红卫兵”，还是部分“防疫”的“大白”。

在中国50年代的“土地改革”（简称“土改”）中，中国官方为全体中国人划分“阶级”，并进行“阶级斗争”。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财产的同时，大量暴力行为被实施在他们身上。

50年代初，农民和民兵在控诉会上“斗地主”。（网络图片）

50年代初，农民和民兵在控诉会上“斗地主”。（网络图片）

在中国50年代的“土地改革”（简称“土改”）中，中国官方为全体中国人划分“阶级”，并进行“阶级斗争”。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财产的同时，大量暴力行为被实施在他们身上。

“除四害”是50年代由毛泽东提出一次“爱国卫生运动”，主要目标是彻底而迅速消灭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在这次运动中数以亿计的麻雀被打死，几乎在中国灭绝。由于麻雀的数量急剧减少，在之后的几年中多种害虫因失去天敌而肆虐，多地粮食产量锐减，成为了后来“三年大饥荒”的原因之一。

1956年，参与“除四害”运动的北京居民。（网络图片）

1956年，参与“除四害”运动的北京居民。（网络图片）

如今世人对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印象深刻的部分之一，是遍布各地的“红卫兵”和“红小兵”。这个以学生为主的群体在“大串联”等运动组织下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为口号，让暴力在全国蔓延。

1966年9月14日，游行的“红卫兵”高举毛泽东画像。（ AP ）

1966年9月14日，游行的“红卫兵”高举毛泽东画像。（ AP ）

1967年1月8日，文革中，在红卫兵押解下被挂牌游街的“黑五类”。一些牌子由水泥制成，用细铁丝挂在受害人颈部，许多被批斗者因此直接丧命。

（ AP ）

（ AP ）

在“文革”中被剃“阴阳头”当众羞辱的知识分子。（网络图片）

在“文革”中被剃“阴阳头”当众羞辱的知识分子。（网络图片）

1967年，重庆，武斗中死亡的“红卫兵”的尸体。（网络图片）

1967年，重庆，武斗中死亡的“红卫兵”的尸体。（网络图片）

据统计，仅在文革初期的两年中，就有至少30万人非正常死亡。大量被随意定性为“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的人员被殴打、迫害致死；许多知识分子在受尽折磨后自尽。大量传统建筑和珍贵文物也在“破四旧”中毁于一旦。

自1967年起，红卫兵开始名为“夺权运动”的大规模内斗。不同派别的红卫兵都主张“忠于毛主席”，之间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甚至动用军事装备。有历史学家估计，死于“武斗”的人大概在30万-50万人。

在“计划生育”政策发布后，由于权利的下放，在基层发生的暴力层出不绝。大量怀孕妇女被计生干部强迫引产，施行强制结扎，更有无数家庭因罚款而破产，甚至被“扒房，牵牛”。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干部。（网路图片）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干部。（网路图片）

计划生育政策下，被强制流产的妇女和死婴。（网络图片）

计划生育政策下，被强制流产的妇女和死婴。（网络图片）

（ AFP ）

（ AFP ）

2012年，深圳反日游行中，被游行人群砸毁并掀翻的日系车。（ AP / Vincent Yu ）

2012年，深圳反日游行中，被游行人群砸毁并掀翻的日系车。（ AP / Vincent Yu ）

2022年3月29日，在上海封锁居民区的防疫人员。（ AFP ）

2022年3月29日，在上海封锁居民区的防疫人员。（ AFP ）

上海街头，一名老人因“擅自外出”，被“大白”用标示牌压倒在地。（网络图片）

上海街头，一名老人因“擅自外出”，被“大白”用标示牌压倒在地。（网络图片）

防疫人员背后画着“黑白无常”与”捉羊“字样。“捉羊”意为“捉阳”，即为“捉捕核酸阳性人员”。（网络图片）

防疫人员背后画着“黑白无常”与”捉羊“字样。“捉羊”意为“捉阳”，即为“捉捕核酸阳性人员”。（网络图片）

这种血腥的悲剧一直到最近几年开放二胎、三胎政策实施前，还在不断发生。有学者统计，自计划生育开始实施至今，中国少生了4亿人口，成为如今人口深度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

2012年9月16日，由于钓鱼岛争端引发的反日游行队伍中身穿军装的青年。他们打出“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等极端标语。有媒体披露，这些游行受到了高层的默许和支持。

在2012年“九一八”前的反日运动中，“抵制日货”成为了一个重要主题，抵制的方式主要是毁坏他人的日系车等个人财物，同时许多使用日本产品的市民被殴打。类似暴力事件在在历次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有发生。

在2020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中，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大白”。他们中有专业医护人员，警察，辅警，也有大量临时招募的农民工和其他志愿者其中不少人并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理论上也不具备执法权。

2022年初，在“防疫”成为全社会单一目标，统一的白色防护服掩盖个人身份的前提下，针对普通市民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有媒体批评，本轮极端防疫已经转为政治运动，并将“大白”类比做“白卫兵”。

与历史上的单一目标运动同样，如今的防疫，宛如一场“斯坦福监狱实验”。实验中的“执法者”将自己凌驾于“被执法者”之上，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割裂与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