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与分析
我们读了25年来、近2万字的七一香港回归致辞，有以下发现
今年7月1日，香港回归2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5年再度踏足香港，出席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并为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第6届政府主要官员监誓。这也是他自武汉疫情爆发，29个月以来首次离开中国大陆。
为迎接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一行，港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安保和防疫措施。在习近平及彭丽媛乘高铁到达香港的6月30日，九龙及港岛傍晚交通严重受阻，行人受困风雨中。而在西九高铁站，手拿鲜花的学生们在国家主席抵港前，已在酒店接受了七天集中隔离，才能在现场喊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号子。
即便如此，习近平当晚仍未留宿香港，一行人返回深圳，第二日再赴港出席庆祝活动。在7月1日的庆祝回归二十五周年大会暨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致词时说，“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且“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但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外界有评论认为，2022年的“七一”不仅是回归25周年，更是“回归元年”。如果1997年是主权回归，今年则是“治权回归”，标志着“一国两制”和香港的命运走入另一个纪元。就如同习近平在抵达西九高铁站之际所告知外界的：“香港历经风雨后，浴火重生。”
就在北京欢庆香港“二次回归”之际，另一边厢正在宣传新书《香港日记》的末代英国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却对BBC说：“中共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他认为，如今香港的局面警示英国政府，当年是如何错信中共。他披露，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时，英方团队主要成员、英国前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Percy Cradock）曾对撒卡尔夫人表示：“中国领导人可能是凶残的独裁者，但他们说话算数。(The Chinese leaders may be thuggish dictators, but they were men of their word.)”
香港主权回归二十五年，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当初邓小平定下的“五十年不变”已经过了一半。回望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此文以五年为期，选取六个文本，分别是1997年回归首年香港特区成立庆典、2002年回归五周年、2007年回归十周年、2012年回归十五周年、2017年回归二十周年和今年2022年回归二十五周年的庆祝回归大会暨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中国领导人所发表的致词。我们将考察一系列有关“一国两制”基本原则、香港事务、发展方向和定位的关键词，试图厘清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共领导人到底说了什么，是否有变化。在解构文字的过程中，或许能从中一窥这一颗“东方明珠”的“浴火重生”，亦或是——在某些人眼中——此城命同“珍宝海鲜舫”，是一艘由盛入衰，最后在海里反转沉没的船舫。
谁？什么时候？说了什么？
在这25年中，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和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宣读了各两届致词，从而对应的是香港特区第一至第六届政府班底。从篇幅上来看，江泽民与胡锦涛的致辞篇幅较为简短，习近平两次致辞的字数皆超过前任。
（ 歪脑 / 设计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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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归首年的致辞中，江泽民花了较多笔墨来具体阐述“一国两制”的定义和内涵。在致辞中，“独立”一字出现了5次，为历年最高；“民主”与“自由”两字亦被多次提及，分别为2次和4次；“五十年不变”在本篇致辞中出现1次，此后的回归致辞中，“五十年不变”均未出现。
2002年，江泽民任内最后一次到访香港。他在致辞时不再花时间详细阐述“一国两制”的定义。此时的香港，已经历过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港府需入市干预才能稳定股汇；中国则在上一年，即2001年，加入了国际世贸组织，从此开启了急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江的讲话中，“独立”和“民主”两词消失了，“自由”被提到2次，但含义被局限在“贸易自由”、“自由港”等同金融相关的概念。在1997年和2002年的致辞中，江泽民皆有点名香港的公务员团队，并在2002年提出“落实行政主导体制，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要按《基本法》，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回归致辞中首次谈到“三权”的关系，但也是最后一次提及公务员团体。除此之外，江泽民亦提出“日益发展强大的祖国，是香港长期稳定繁荣的坚强后盾”。
（ 歪脑 / 设计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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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五年内，香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都遭遇重大冲击。2003年的SARS疫情在香港造成299人死亡，同年《基本法》第23条立法，引发超过50万人参与七一游行，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第二次释法，否决了2007/08年双普选的时间表。政经动荡和社会不满使得首任特首董建华在2005年以“脚痛”为由辞职，由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自动当选为第二任行政长官。然而在2005年，针对曾荫权提出的政改框架，香港立法会以未达三分之二比例否决方案，其中25名泛民议员无一投下赞成票。
在2007年的回归十周年致辞中，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多次提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民主”、“自由”、“经济”、“政治”、“民生”、“稳定”等词，来回应时局。同时，他提出要“正确理解和贯彻基本法”，首次阐述了“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是“两制”的前提，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一国两制”的重心从此向“一国”倾斜。
然而，港人追求“双普选”的脚步并未停滞。全国人大常委2007年否决了香港在2012年实行双普选的可能性，宣称2017年可实行行政长官普选，令民间弥漫着对中央普选承诺的失望和怀疑。2009年，为争取“真普选”，香港公民党和社民连联合发起“五区总辞”的政治行动，企图以“补选”为契机，进行一场变相的“全民公投”。另一方面，每年七一的游行人数持续走高。2012年，“七一”游行主办方估计，有超过四十万人在香港回归十五周年之际走上街头。
在胡锦涛任内最后一次致辞中，“民主”、“和谐”、“稳定”和“爱国爱港”出现的频率较以往高，且首次出现了“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内容，显示中央在香港政改问题上态度强硬，且再一次缩窄了“双普选”实现的可能性：“要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继续推进香港民主进程。”
（ 歪脑 / 设计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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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北京发表《一国两制白皮书》。为反对人大常委订立的“8.31”框架，香港爆发了回归十七年来最大规模的街头运动，占领中环和雨伞革命相继而来。虽然运动无疾而终，香港的政治争拗亦犹如走入死路，郁郁而不得解，但仅在隔年的农历大年初一，更为激烈的“鱼蛋革命”率先打破压抑下的静默。2016“旺角骚乱”中多名示威者被控暴动罪，最高被判囚七年，成为香港开埠以来最重的暴动刑罚，也令本港的警民冲突、官民冲突再次升级，为2019年反送中运动埋下了伏笔。
习近平在2017年的致辞中，首次对“一国两制”提出了“底线思维”：“‘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他多次提及“发展”一词，希望香港能够以发展为先。值得注意的是，“一国两制”定义中的“法律基本不变”也由“按照《基本法》办事”，在这一年变为“始终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一国”vs“两制”
“一国两制”一直被誉为中共解决“香港历史问题”的“伟大创举”，是作用港澳、意指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实验性制度。在中英谈判中，《基本法》对“一国两制”制度做了详细而具法律约束力的描述，但这样的描述在回归25年中不断被加入新的附加条件和约束，直到改变了原来的定义。
在1997年回归首年，江泽民是这样形容“一国两制”的：“我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在国家主体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持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以及“香港回归祖国后，原有的法律绝大多数予以保留，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於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并承诺“香港将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最终达到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在2022年的致辞中，习近平说：“‘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香港同胞实现当家作主，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真正的民主由此开启。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稳健运行，中央全面管治权得到落实，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正确行使⋯⋯制定香港国安法⋯⋯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确保了“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落实。”
虽然香港在英殖时期，从未拥有民主制度，但一直以自由和法制著称，再加上良好的管治团队，堪称支撑香港社会稳健发展的核心力量。在三代领导人历年的致辞中，对这些核心力量的表述被逐渐削弱，变化显着：从1997年到2022年，原本适用于香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被普通法制所替代；《基本法》原本超然的地位被宪法和人大决议削弱，更加上了《国安法》的紧箍咒，令“港人治港”和“民主制度”均被加上了“爱国者治港”的前提。同时，“独立”、“法制”两字消失了（2002年致辞中，“独立”一词指的是“三权独立”而非港人“独立自主”），“自由”则加上前提，成为“经济自由”。“一国”和“两制”也由“井水不犯河水”变为“一国为根、一国为本”。
强调“一国”，“两制”又是另一局面。面对25年来港人的反弹和对“双普选”的诉求，以及香港社会不断升级和恶化的政治争拗，致辞中曾试过拖延、回避，或表达应“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地政治改革，也尝试安抚和警告港人应以经济发展为先，切勿“搞搞震”。近十年以来，双方显然都逐渐失去耐心：习近平在2017年访港时，已做出“苏州过后无艇搭”的最后通牒；而在他发出警告后的两年，数百万港人走上街头，反对港府修例，允许港人被送往大陆审讯。
在官方叙述中，香港的“民心思变”被归因为“民生问题”和“外部势力干扰”。相应的，历年致辞中曾经出现频率颇高的“政治”和“经济”两字因而被“民生”所取代。有鉴于此，前任特首林郑月娥在2017年履新时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任内修补社会撕裂，并推出一系列惠民措施。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因她推动修例工作而被直接促发。
林郑宣布不连任后，由纪律部队出身的前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担任新一届特首，也显示了中央或对公务员精英治港失去了信心，反而更信任强力部门可通过“提高治理水平”，与扫除了反对派的立法机关“相互制衡、相互配合”。曾经被江泽民辅以厚望的“公务员”团队，最终沦为“替罪羊”。继民生问题和”外部势力“后，“港英余孽”们成为落实中央政策的绊脚石。中央转而期望培养更多“爱国爱港”的本地政治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以实现“爱国者治港”的方针；这在近年的致辞中，亦皆有体现。
变与不变
回归当日，香港东方日报唱起了“反调”。头版以《苛政酿灾，港迷失25载，回归百事哀》为题，以多项民生数据显示回归至今“大部分港人如原地踏步”：本港最新失业率远超回归前，贫穷人口不断增加，贫富悬殊问题日趋尖锐，出生率下降，中产“移民潮”涌现，人才流失问题严重；与官方唱好的“‘一国两制’取得成就举世瞩目”相对照，何其古怪。
不论是“沉沦”还是“重生”，世人大多同意一点：香港变了。曾经，在江泽民的口中，她是连接中国和世界交流的“桥梁”，在胡锦涛口中，大陆是她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后盾”，如今这座城市在中央的规划下，不能再做危害国家安全的软肋，而要在《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的大背景下，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会，“融入大湾区”、从而实现“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
从“港人治港”到“爱国者治港”，有人说这是中央政策的急转弯，是对港人承诺的背弃。通过对文字的整理和解构，我们不难发现，北京对港加强控制并不是只发生在街头运动如火如荼的2019年及以后。在201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胡锦涛已提出要正确理解“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也是他在2012年指出，有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甚至早在2002年，江泽民已在致辞中提到要“自觉维护祖国的安全和统一”。从这一层面来说，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是连贯和延续的。
当有“一国两制主倡人”之称的邓小平提出“五十年不变”的时候，英国政要以及这个城市的部分政治精英，甚至是海外的学者，都相信实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或会为经济利益与香港的利益既得者妥协，甚至是不可避免地推行一场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这种幻想本应在1989年破灭。但可惜的是，不少人仍心存希望，看不到渐进的、可循的历史痕迹。
哪怕是邓小平也早在回归前就三令五申过：“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如果（香港）发生动乱⋯⋯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那（中央）就非干预不行。”
可能因为，世人更熟知的可能是他说的那前半句：“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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